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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洋淀是一幅最令人心醉神驰的北方水乡风景画,她的柔美迤逦早自遥远的地质时代就已经开始孕育,而其变幻多姿的外在体态和浓重深厚的文化色彩,正是由于其历经沧桑、长久历史涂抹和积淀的结果。
自古以来的文化统一体
白洋淀最早见于记载的名称或为“祖泽”,《水经注》记有大埿淀、小埿淀,也即大渥淀、小渥淀,西晋时称掘鲤淀,北魏时称西淀,北宋至明嘉靖间称西塘,并出现“白羊淀”名,为史载容城、雄县、安新间九十九淀之一,此后称“白洋淀”。清代,统称西淀。因白洋淀本淀面积居诸淀之首,故今总称白洋淀。
白洋淀历史文化具有典型的时空连续性和地方发展特征。这里的原始文明从北部地带的涞源、涞水、易县、徐水等地,向容城、安新、定兴、涿州、任丘、蠡县等白洋淀及周边地区延展和扩张,许多史前聚落不断发展,又连同更多新出现的聚落一起,延续发展成为夏商文化,为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,在保留和延续发展原有文化传统和区域特点的同时,由于文化传播的结果,接受了来自于燕山南北文化的渗透,并传递于中原,迎上来自山东海岱地区的文化碰撞,并与晋地文化连在一起,进而与之互相交流融合,形成白洋淀古文化独特而开放的基本特点,占据保北与燕山南麓文化、海岱文化、中原文化、晋文化交汇的位置。
白洋淀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。保定徐水南庄头先民早在约距今1万年左右即定居在淀区上游,作为“中国粟作农业起源地之一”,他们传承发展了北京房山山顶洞人的骨角器制作技术,与北京怀柔转年、张家口阳原于家沟一起书写了中国北方陶器烧造的最早历史,驯养了家猪,填补了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至磁山、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之间的空白,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上限拓展到了万年以上,其原始农业、原始家畜驯养、原始制陶和原始聚落的起源或产生,成为中华文明起步时期显著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随之,易县北福地,容城的上坡、午方、东牛、北庄、北城以及白龙等地,安新梁庄、留村以及申明亭、辛庄克、张村、涞城遗址,任丘市哑叭庄,蠡县百尺遗址等,以更加丰富而典型的文化遗存,续写了白洋淀及周边地区文化的基本内涵;今白洋淀以西以北容城县的容城镇、东牛乡、张市乡、小里乡、八于乡,以及晾马台乡,今安新县的端村镇、三台镇的许多地点,白洋淀以南高阳县的赵堡店乡、于八乡、小王果庄以及旧城镇等地,白洋淀以北以东的霸州、任丘、文安、大城等县市,发现众多先秦时期的遗址,不仅连续不断发展的区位特色不断丰满和完善,而且燕南地区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特点明显,而燕南特征更为突出。京津雄安是自古以来的文化统一体,成为今雄安新区设置的考古学注脚。
制度文化
白洋淀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直隶地方制度文化建设中的突出地位。清代,直隶保定集省府道县于一身,在各地府县中具有特殊性,对其治理和建设,具有国家制度文化建设之意义,而白洋淀位居保定下稍,沟通淀河上下,又处在南北官道必经之地,上赴京师,下达江南,西连省城,东通津港,为畿辅关钥之所,这里的社会安定,民心导向,直接关系京师稳定和全国局势,尤其以淀河治理为核心,白洋淀水域治理牵涉治吏与治民、秩序与规则、信仰与教化、习俗与风尚等众多问题,成为畿辅地方社会秩序调整的关键抓手和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。
有清一代,省府道县水利乃是地方第一要务,对淀区与水相关事务的处置尤其精心。康熙、乾隆曾频繁出现在淀区及上下水域,一方面,以清河道署的设置为转机和标志,道员专职直隶地方水利管理事宜,使直隶水利管理权与直隶总督职权并行,职官制度改革与体制机制建设同时推进,具体则表现为皇帝亲巡淀河水利,亲自督查和检视设施,指导和垂范地方;另一方面,对相关官员的选拔,讲求简用得人,奖勤罚懒惩贪,使职官职责具体明确,初步形成了建设与督察同行,礼仪与民风共建的制度运行机制。同时,一系列政治、经济决策和军事、文化活动,以督查吏治、管理河工、农田水利、水围练兵、祀典淀神、联匾诗赋等形式出现,旨在宣教布政,教谕官员,垂范政风民风,安定地方,属于畿辅制度文化构建的关键环节,具有符号和教化寓意。
关于白洋淀区及上下淀河的治理规划和措施,种种思考,正是在出巡期间加以整理,做出决断和推行下去的。白洋淀水域诠释着直隶水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,是清初吏治建设与地方治理政策的一部分,成为传递政治信息,统筹畿辅乃至国家规划的重要路径,成为统治者乡村控制理论、方法和技术的直接来源。白洋淀第一次将有关于清王朝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民教、文学等诸多方面,与直隶地方事务一起,蜂集于此,使之事实上成为京师之外朝廷决策机务的又一重地。
经济文化
白洋淀人民依托淀区优越的水资源条件,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水经济。白洋淀水域辽阔,水源充沛,水质清新,川流不息,流域内河淀相通,河海相连,淀洼不分,使其具有江河平原动物区系与海河水系鱼类的共同特点,水产品的产量、经济价值均极高。植苇种蒲编织是白洋淀区百姓经久成习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,由此“日进斗金”,饭稻羹鱼。自唐宋至明清,白洋淀的苇席、苇箔贡额巨大。故淀区上下家家以织席捕鱼为生,成为传统。
白洋淀自古有舟楫之利,形成了以白洋淀及上下水域为核心和主干道的航运网,成为津保间航运中转要道,为冀中华北,京津各地,内河外埠,中原山东,乃至江南各种物资的运营与交流,提供了一支重要的生命线。
以白洋淀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航运交通网,不仅承载着水上人家的生活方式,而且还担负着历史时期繁重的漕运和经贸任务。宋代以前,白洋淀水域航运舳舻衔尾,舣万艘于水,成为北方漕运中转的关键枢纽。宋代,航线沿上下河道伸展,不仅使西起保定、东至天津泥沽海口,东西长达九百里的华北内河主干道航线建立起来,而且淀区各军镇通河航线向外扩展,四通八达,白洋淀初现此后千年间航运交通雏形。这条航道也保证了金燕京的供给。元明以来,东南物资以大都北京所需为务,商品贸易市场随之不断扩大、繁荣,天津迅速成为北方沿海最繁华的商贸中心和当然的物资集散中心。明清时期,经白洋淀大清河一线分拨到保定、雄县、霸州、固安、易州等地的漕粮及商舟盐楫贸易更是频繁,淀区及周边一带绝大多数外运棉花和棉织品,由水路运往天津,热销占全国各地之半的各色棉纱、布料和人造丝织品,绝大多数是先经淀区航运网转运绎散。至近代,津保之间的货物三分之二靠这条航线水路运输,杂食、棉花、纺织品、煤炭、花生、皮毛、瓷器、药材及建筑材料,每年运量巨大,淀河上下河岸及周边地带日常所需其他消费品、食盐、日杂百货,以及砂糖、面粉、煤油、洋杂货物等,均由天津装民船水运输送内地。
白洋淀以其宽阔的胸怀和舒展的四肢,承托起长达千年、四通八达的水运网,航运经济发达,舟车交辏,水行陆走,无往不通,贸迁有无,可殖厥货,而无往不利,故人物熙熙,生涯易足。航运贸易的发展,劳动地点、工种、观念和性质的改变,深刻地作用于白洋淀文化,使之平添奔忙与创新的驱动力,兼有了开放与融通的特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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